《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制定于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二年完备，洪武三十年颁行天下。在此之前，作为决狱标准的是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明初处元代法纪纵驰之后，故太祖决定法外用刑，以严刑峻法治乱世，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加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多为《大明律》所无，那项“免死发广西拿象”更是带着几分幽默，此即所谓法外用刑。而量刑标准，也比《大明律》严酷得多。

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

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该受到轻微的惩罚，象官吏隐漏文书不报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诰》居然全都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却是族诛。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如此滥用刑罚，也难怪为了浙江的一件假钞案，而“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叹说“其刑甚矣！”〔《大诰》伪钞四十八〕

而这些酷刑，真可谓设计巧妙，用刑者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差不多同时，中世纪基督徒也在想尽种种法折磨迫害异教徒和女巫，两相比较，不由让人感叹人性都是一样的，东西方的智慧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我们也该庆幸这样的时代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孤树裒谈》等野史的记载，以下列举一些较别出心裁的酷刑：

1、铲头会：这个刑罚是用来对付“顽民窜避缁流”的，把这些“盲流”抓起来，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头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过去，一斧头砍下几颗头来。

2、刷洗把犯人剥光了放在铁床上，浇上沸水，用铁刷刷去皮肉。

3、枭令：用铁钩钩住犯人的脊骨，吊起来示众。

4、称竿：把犯人绑在竿上，另一头挂上石头。

5、抽肠：把犯人绑在竿上，用铁钩钩入谷道，把肠子钩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挂上石头，犯人的身体向上弹起，肠子也就全钩出来了。

6、剥皮：每一地的土地庙都是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凡贪赃六十两以上的，

7、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边，以警告后来的官员。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这里虽然说“止守律与大诰”，但从上下文关系看，他是不要后人守大诰的，一切以《大明律》为准。

他自己确实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孙不要象自己那样依*严刑峻法治国的，有一次与太子出郊，指着路旁的荆树教育太子说：“古人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晚年太孙参政，改重刑七十三条，朱元璋也很赞赏，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史》卷九十三〕

洪武之后，对死刑的执行大体上按照《大明律》，以上的那些酷刑算是消失了。

《大明律》对死刑的规定还算是相当人道的，只有斩、绞两种。

但此外还有不列于五刑的凌迟，专门用于对付大逆不道。

凡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国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喜欢看杀人，看凌迟时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