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国际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分门别类的研究范畴。长期以来, 国际关系通常不会把语言作为主要的政治分析单位加以对待。不过, 近年来, 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并在理论和经验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应该说, 这些探讨是对冷战结束以来重新倡导以社会及文化视角考察国际关系的一种深入和拓展。把一定的语言学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 乃是一项有意义、有前景的跨学科努力。

 

的确, 随着沟通、对话以及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冲突和争端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 语言以及语言使用( 或话语) 的作用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变得日益突出。譬如, 人们逐渐意识到, 文化既可以成为造成冲突和暴力的来源, 也可以作为构成安全环境的重要条件。在这类安全文化的社会及政治建构过程中, 有关语言的使用和滥用、理解和误解充当着重要角色（2）。因此, 在国际关系领域, 对有关语言及语言使用的话题给予适当的关注和讨论是有必要的。

 

从目前来看, 尽管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 语言转向”存在着不同分支, 但是, 它们均揭示或重申了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 国际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实在, 而且还是由人类大量的语言活动所构成; 第二, 尽管国际关系的现实是一种客观存在, 但是, 对于许多人( 甚至是大部分人) 来说, 他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国际关系现实, 主要还是由语言符号所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 现实”; 而且这种认识和理解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途径所获得的; 第三, 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依赖语言作为工具, 在方法上包括对不同文本的解读和诠释, 并利用文字将研究的结果作为国际关系“ 知识”固定下来; 第四, 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特定社会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因此,国际关系中被语言所建构起来的那些“ 现实”或“ 知识”, 不仅在含义上带有价值取向及伦理色彩,而且在时空上也被不断地重建着（3）。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不仅表达含义,而且制造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 语言既是一种符号系统, 也是一种社会权力形式。如果说国际关系是一门对权力话题感兴趣的学科, 那么, 语言应该被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中。语言的含义通常来自哪里?如何理解话语所制造的含义? 它们对国际关系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 本文主要从符号含义的不固定性、多层性和争议性方面加以探讨。本文首先对有关语言含义来源的基本理论加以叙述, 它们被认为是人们从事语言和国际关系跨学科努力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来源。然后, 本文从理解含义的角度对话语进行必要的理解。本文的最后部分探讨符号含义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具有的意义。

 

一

大体上讲,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先后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学术转向。一是以( 逻辑) 实证主义哲学作为主要基础的科学转向; 二是以批评哲学和社会理论作为基础的社会学转向; 还有便是近年来出现的以语言哲学作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三次学术转向相互影响, 相互冲击, 大体繁衍出三种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 科学转向孕育出以“ 解决实际难题”为主的理论; 社会学转向发展出有关伦理及规范的理论; 语言学转向则引导人们对有关含义的问题展开思考。

 

如果说所有的学术转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 那么, 国际关系研究的“ 语言转向”也不例外。这一学术转向的意义在于, 它试图探索国际关系中的人和事件是如何在语言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的, 以及这种含义反过来如何影响并建构着国际关系“现实”。

 

无论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在后结构主义哲学那里, 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语言符号的含义不是天然固有的, 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一个词获得自身的含义, 在于它与其他词之间的差异, 即所谓含义存在于差异关系中。然而, 含义产生之后是否会处于稳定的状态,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结构主义认为,词的含义一旦产生, 它便处于一种稳定不变的结构中, 换句话说, 符号的含义具有稳定性和不变性（4）。后结构主义吸取结构主义的思想, 认为符号的含义不是从它与现实的关系中所获得的, 而是来自于符号结构的内在关系。不过, 它不赞成结构主义关于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稳定的、不变的和完整结构的观点。那么, 是什么造成符号的含义发生变化的呢? 后结构主义内部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雅克·德里达认为, 符号的含义始终是不稳定的, 词语也并不具有普遍的含义。不存在任何固定不变的含义。相反, 含义被看作是一种无止境的东西。如果说所有的含义存在于符号之中, 那么, 研究者可以通过解构的方法, 将符号的多种含义不断地再现出来（5）。

 

尽管解构主义谋求颠覆现代主义将含义加以冻结或封闭的做法, 但是, 在另一些后结构主义者看来, 这是一种理想的“ 学究式”研究, 它过于看重或倚赖于对符号及文本的阅读, 拒绝接受经验的分析方法, 因此, 解构的方法不仅给一定的社会实践带来“难题”, 而且“限制了”自身“实际应用”范围[1](P11)。他们既不赞成结构主义者把含义看作是固定不变的, 也不同意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把符号含义的变化视为是无止境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可以得到调控的; 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 话语影响并创造着知识客体, 它规定着什么是真理。因此, 在现实的社会里, 符号的含义并非无休止地繁衍, 而是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受到控制和操纵。权力规定着在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下什么可以说, 什么不可以说; 规定着谁可以说, 什么时候说以及在什么地方说。权力关系作用下的话语帮助建构和维持着一定的社会秩序, 而这种社会秩序通常被认为是最符合权力支配者利益的秩序。因此, 作为知识的话语和社会权力之间具有“ 相互构成性”的关系[2](P194) 。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也把符号含义和权力联系起来加以观察。皮埃尔·布迪厄在探讨“ 符号权力”概念时指出, 语言的权力特征无法单从语言本身的层面去理解, 而应该把它“ 放在行使权力者和那些接受权力者的特定关系”中加以理解[3](P170)。能够制造话语的力量, 乃是能够维持或颠覆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在生产话语。但是, 这些话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不同的, 它取决于是谁在使用语言。当然, 使语言的含义具有重要性和效力, 还与机构或组织有关。机构或组织不仅是行使物质权力的单位, 而且还是( 再) 制造文化及符号权力的场所。机构本身作为一种权力单位,通过利用语言符号, 可以使某种东西合法化和正当化, 也可以使它非法化和不正当化。在这里, 语言通过机构或组织的作用而被转换成为一种权力符号[3](P74- P75)。在福柯和布迪厄的文化思想里, 争夺话语主导权、维护或颠覆符号的含义, 这些乃是社会斗争的重要侧面。谁控制了话语, 谁就控制了社会“现实”。

 

如果说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里, 语言符号的含义主要是从符号系统和把语言作为社会权力形式的角度加以理解的话, 那么, 在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奥斯汀那里, 语言的含义则更趋于被看作是语言实践的产物。维特根斯坦认为, 词语的含义不仅来自于差异关系中, 而且还来自于词语在语言中的具体应用, 即词语的含义还在于这个词在实际的过程中是如何被使用的, 也就是所谓的“ 语言游戏”[4](P1- 2)。一定的社会习俗和具体的语言实践使得词语的含义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奥斯汀不仅探讨了语言使用的问题, 而且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了语言交流的本质,提出“言语行动”理论。长期以来, 说话和行动被认为是两回事情。行动是通过“做”去实现的, 而不是通过说话可以完成的。奥斯汀对这种认识提出质疑, 认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 说话和行动是一回事。说话就是在做某件事情, 这乃是奥斯汀“言语行动”的核心含义（6）。

 

语言的含义始终是有争议的。具有社会批评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 从沟通和对话的角度对解决符号含义的争议问题提出了见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任何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及合法性, 应该由经过理性的对话和沟通而达成的共识来确定, 因为语言里存在着“ 不使用武力”达成相互理解的理想[5](P287)。沟通就是对话。它们被认为是人们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看来, 合理的沟通行为涉及到对话过程中的道德问题。他所提出的“ 话语伦理”概念试图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在缺乏分享价值或规范的情况下, 参与沟通和对话的行为体仍然可以达成共识。这需要具备以下诸前提条件。第一, 参与沟通和对话的各方应该彼此相互承认, 所有的需求均通过语言形式加以表述和诠释; 沟通和对话过程中避免出现权力现象; 第二, 参与沟通和对话的各方必须有平等接近话语的权利和机会, 或者说, 话语对任何对话参与者来讲都是平等的、开放的; 第三, 参与沟通和对话的行为体必须具备这些“ 素质”: 能够改变自己的立场, 能够从发言者的角色转变为倾听者或观察者的角色, 能够倾听和接受不同的观点, 甚至对立者的观点。

 

看来, 符号含义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与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有关( 即含义来自不同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 , 也与符号本身与外界的联系有关( 譬如, 符号与权力—— 包括与机构或组织— —的关系, 符号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使用) , 还与符号与沟通和对话的伦理方式有关( 譬如“ 话语伦理”) 。简而言之, 含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 而是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

 

二

如同其他所有的基本概念一样, 有关话语的定义存在着不同表述（7）。不过, 简单地讲, 话语可理解为是那些使用中的语言( 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在国际关系领域, 人们通常对政治话语( 包括对外政策话语) 感兴趣。所谓政治话语, 它可指涉及有关政治话题的语言使用（8）。政治话语常见于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里, 也常见于各种政治场合中的辩论、政党集会、民众游行、政治小册子、外交谈判、国际条约中。政治话语通常直接涉及政治话题。不过, 一些“ 间接涉及政治问题的公众语言, 也可以被看作是政治话语”[6](P5), 譬如在美国, 有关种族、移民、堕胎、枪支管理、环境污染等社会话题都可能包含着政治议题。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 它的含义是不固定的。当一定的语言处于使用状态时, 它至少表达着两层含义, 一种是词语的表层含义( 或者说, 字典上所记载的明义) , 另一种是深层含义( 或者说, 隐藏在表层含义背后的暗义) 。词语的表义和暗义“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演变而发生改变”[7](P292)。譬如, 在英语里, crusade( 大意为“ 讨伐”,“ 向……宣战”) 这个词原本具有基督教欧洲“ 采取军事行动重新夺取圣地”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 这个词原本含义被逐渐丧失。不过,“9·11”事件后, 当美国政府宣布在全球范围内“ 讨伐”伊斯兰恐怖主义时, 它似乎重新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布什政府指望这个词能够起到唤起美国民众情绪的作用。不过, 它也帮助了美国的敌人, 因为“基地组织”领导人会利用着这个词语呼吁自己的力量捍卫“家园”、反击“讨伐者”（9）。因此, 对语言含义的理解, 涉及到对它的各种明义和暗义的解读。

 

话语主要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有关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 譬如关注社会现实“客观存在”的实证主义方法。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 更关注一定的社会现实如何在话语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并被建构和演变成为目前的样子。文本是话语分析的主要对象。文本研究的“ 根本目的是要探究文本所描述、记录或说明的事实”[8](P5)。由于所有的文本写作都是从一定的观点和角度出发的, 不同的文本叙述着不同的社会“ 现实”, 因此, 话语分析提醒人们, 单一的文本并没有含义, 只有当它与其他的文本发生联系, 并被放在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所处的社会环境里, 这时的文本便具有了含义。比如说, 要想理解某个已发生事件的含义,人们需要把叙述该事件的不同文本联系起来( 互为文本) , 理解是谁( 社会身份) 在叙述事件的经过,叙述者从何种角度( 世界观或立场) 进行叙述, 在什么场合下( 语境) 叙述, 听众( 接受者) 是谁; 人们不仅需要解读叙述者讲述了什么( 明义) , 而且还要关注叙述者没有讲什么( 暗义) 。

 

一定的语言符号表达着多层含义, 而且使用语言本身乃是一种社会实践。一般认为, 社会世界存在着两种社会现实, 一种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 一种是由语言或作为“ 知识” 形式表达出来的“ 现实”。一方面, 人们主要通过话语去接触和了解现实, 另一方面, 人们也凭借一定的话语去再现现实。这个过程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不过, 经过语言作用而被再现出来的现实, 已经不再是对先前客观现实的一种简单反映, 而是帮助建构了一个“现实”。也就是说, 客观的现实和人们所叙述的“ 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别。经过文字筛选和推敲后所叙述出来的“ 现实”一定是有别于最初的客观现实, 客观现实经过语言的作用而被“ 加工”或“剪裁”过了, 而且“话语里充满了规范因素”[9](P11)。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是探讨语言使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根据后结构主义的观点, 谁的话语更为重要, 通常取决于该话语与权力关系之间的密切程度。譬如, 政治家和政客们通常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多的场合接近和使用政治话语, 而且, 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使得他们的政治话语被认为更具有含义。

 

看来, 对某样东西赋予含义的过程乃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讲, 某样东西的含义是否得到维护或巩固, 还是被破坏或颠覆, 取决于一个社会如何对这个东西的价值进行归类和取舍。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对某种东西赋予含义。机构或组织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也往往处于含义之争的优势地位。当然, 被赋予的含义是否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争议, 这些都影响着该含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接受某种含义的过程乃是接受某种权力影响的过程; 对现存含义的挑战乃是对该含义赋予者的权力发出挑战。譬如, 伊拉克战争发动者利用一系列的“ 战争动员”话语, 使民众相信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具有“ 邪恶性”和“ 罪孽性”; 在美国和英国, 一些人起初接受这类“ 战争动员”话语, 乃是经历着接受战争发动者施加权力影响的过程。当这类“ 战争动员”话语遭到质疑和颠覆时, 它意味着战争发动者的权力受到严峻的挑战。

 

于是, 社会“知识”的可靠性成为一个问题。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 某样东西( 譬如某个事件或某个概念) 的含义不是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 而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 出于不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 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赋予不同的含义。换句话讲, 某样东西的含义是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 它并非独立于人的大脑以外而客观存在。有关含义的争论( 对含义的维护和颠覆) 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譬如, 2001年“9·11”事件后, 在全球“ 反恐战争”的名义下, 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 从而引起人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激烈争论。战争发动者坚持声称它是全球“ 反恐战争”的一部分、是一场“ 解放伊拉克”的战争。反战者则把它称为“ 侵略战争”,并把它与1960年代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进行历史类比。

 

三

如果说文化包括着语言和语言使用, 而且正是由于语言使用, 事物的含义被表达出来, 社会的“ 现实”被重建起来, 那么, 含义的不固定性、多层性和争议性, 对国际关系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 它动摇了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中话语霸权的根基。所有的知识创造都是与语言有关的社会及文化过程。尽管存在着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 但是, 经过语言叙述出来的国际关系现实是被诠释、剪裁和处理过的“现实”, 因此是相对客观的。作为知识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由这些理论所繁衍出来的概念和术语, 乃是一定的社会及文化过程的产物, 并且受到理论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所有的国际关系思考和写作都是从一定的角度和观点出发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从一定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某个理论家从某个角度所叙述的世界政治, 会不同于另一个理论家从另一个角度所叙述的世界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存在着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所有的理论都带有伦理和价值取向, 而且是“ 为了一定的人, 为了一定的目的”, 因此也都具有局限性。“有关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 乃是历史的知识”[10](P262)。

 

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说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国际关系现实主要是由语言符号所建构起来的“ 现实”, 那么, 什么算是国际关系的可靠知识呢? 它应该取决于这种知识是否能够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解放带来贡献。揭示国际关系“ 现实”的含义具有社会及语言建构特征, 并不意味着否定国际关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 也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就是完全杂乱无序, 或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国际关系研究的“ 语言转向”提醒人们, 作为知识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 其意义在于它们为政治及社会的进步提供指导和方向。有些理论话语侧重于关注如何维持权力的现状。譬如政治现实主义话语, 它通过对历史进行有选择的叙述, 审慎地关注现存国际体系物质实力的( 重新) 安排, 以避免权力政治( 尤其大国政治) 悲剧的重演。这是一种社会学习过程。政治现实主义者注重研读历史记载中的人类残酷经历,把历史上的暴力、冲突及战争教训作为处理现实政治安全困境时的借鉴, 因而倡导国家应该具备智慧超群、实力优势和军事遏制的能力。另一些理论则关注如何推动社会及政治秩序的变革, 谋求对现存权力结构和秩序的重建。譬如, 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强调人的平等、社会公正及正义, 既倡导政治及安全共同体的建构, 也宽容不同文化及政治差异的存在。如果说国际政治旨在寻求达成一致和理解, 那么, 国际关系体系应该转换成为一种沟通和对话的体系。

 

第二, 要想更加接近国际关系的最初现实, 人们需要对不同的“ 现实”进行理解。谁在叙述国际关系“ 现实”, 谁的话语/文本, 叙述者的身份是什么,叙述者处于何种环境、站在何种角度并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人们不仅要解读叙述者讲述了哪些“ 现实”, 而且还要关注叙述者没有讲述哪些“ 现实”。换句话说, 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所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 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实的, 还有哪些“现实”被忽视( 甚至被刻意抹去) 了。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可以发现叙述者对现实的看法和政治意图是什么, 并观察叙述者如何通过话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譬如, 政治家和对外政策制订者如何利用( 甚至操纵) 一定的话语, 去确立自己的政治议程或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意图和目标。包括他们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威胁”和“危机”。在一些研究者看来, 所有的不安全都是由文化所造成的, 或者说, 所有的不安全都是社会及政治建构的结果[11](P1- P33)。

 

当然, 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形式, 话语不会单独产生含义。因此, 人们还需要观察国际关系中话语如何与其他的权力形式( 譬如经济、军事、机构等)交织在一起产生作用, 观察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利用、相互配合。譬如, 在美国对外政策中, 以总统为首行政部门作为联邦政府机构之一, 往往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来源的主要叙述者, 美国总统“ 控制着对危机定义的解释权”; 他们更愿意在危机建构中采取主动, 而不愿意对别人建构起来的危机做出反应[12](P80)。美国的话语资源和军事资源相互利用, 从事战争需要军事资源, 但是发动战争则需要有话语资源为战争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名。

 

第三, 国际关系不仅是争夺物质实力的领域, 而且还是争夺话语含义支配权的场所。从根本上讲, 国际关系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社会及文化建构。尽管国际关系有时会以物质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在更多的场合, 它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国际谈判、条约、声明、决议、政策演说/辩论、领导人峰会、战争动员、小册子、集会上的高呼口号等等, 所有这些构成了国际关系。一定的语言还可以用来帮助建构国家自我及其他者的身份、建构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建构对外政策危机等等。如果语言是人类观念和信仰的载体,那么, 国家之间观念和信仰冲突的背后, 实际上是语言使用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 一个国家往往对另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话语作出反应, 因为话语本身被看作是行动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话语发生变化, 意味着它的实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 要想把争夺话语含义的情形转换成为分享话语含义的局面, 需要使含义产生的过程摆脱权力关系的影响。目前所倡导的把平等的沟通和对话作为产生和分享社会话语含义的一种途径, 便是这种努力具体反映。

 

既然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交织密切的关系。那么, 语言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分析单位。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社会权力形式, 语言不仅表达含义,而且还制造含义。因此, 认识和了理解语言使用( 或话语)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离不开对符号含义问题的必要探讨。

 

通过对这一跨学科努力所依赖的有关哲学基础的叙述, 本文意识到, 符号含义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它不仅与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有关,而且还与符号本身与外界的联系有关, 譬如与语境、权力关系、语言使用以及沟通伦理等的关系。尽管含义可以相对稳定, 但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 而是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由于符号的含义是社会及文化建构, 这便意味着一定的符号通常具有多种含义。

 

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转向”,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社会学转向”对权力概念关注不够的缺陷。它在强调社会及语言建构国际关系“ 现实” 的同时, 揭示了权力关系如何在这一社会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符号含义的探讨, 人们意识到, 对国际关系“ 知识”的发现、积累、整理、生产及消费, 主要是通过语言活动( 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 去进行的, 但是, 这一系列的语言活动并不是在天真单纯的环境里进行的, 而是与权力关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因此, 国际关系“知识”既是不同的文本之间彼此互动的产物, 也是产生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场所。对含义问题给予关注, 就是要认识和理解隐藏在各种“ 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所有的理论不仅叙述现实, 而且本身也在建构现实。这并不是说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对语言符号含义的研究, 而是说这种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符号含义的理解。

 

注释：

（1） 近年来,从语言角度对国际政治给予关注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譬如,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但兴悟:"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郑华:"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惠耕田:"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袁正清:"交往行为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以德国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心的一项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贺炜:"认同、话语建构与美朝核危机",《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等.

 

（2） 可参阅 Paul Chilton:Security Metaphors: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New York:P.Lang,1996);Ray T.Donahue and Michael H.Prosser:Diplomatic Discourse:international conflict at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s and analysis (Conn:Anlex Pub Corp.,1997);Henrik Larsen: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Routledge.1997); Jutta Weldes,Mark Laffey,Hugh Gusterson,and Raymond Duvall (eds.):Cultures of Insecurity:States,Communities,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 Francois Debrix:Language,Agency,and Politics in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M.E.Sharpe,2003);Costas M.Constantinou:States of Political Discourse:Words,regimes,seditions (London:Routledge,2004); 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Routledge,2006); Michael C.Williams:Culture and Security:Symbolic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Routledge,2007).

 

（3） 从广义上讲,国际关系中的批评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它们均赞成从文化、社会及语言的角度对国际关系加以考察,因此分享着这些基本看法.

 

（4） 关于结构主义有关含义的语言观,可以打个比喻来理解:语言的结构犹如一付渔网,每个符号的位置类似于渔网中的每个网结.当渔网被张开时,每个网结的位置是固定的,它不仅与其他的网结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每个网结的含义因它处于与其他网结的不同位置而得到确定.结构主义有关含义问题的语言观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在语言结构中,各个符号之间以特定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因此,它们的含义一旦产生也就相对固定.20世纪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持这种语言观.有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可参阅由后人整理出版的他的著作: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高名凯译,芩麒祥和叶蜚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 (trans.G.Spivak)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50; Jacques Derrida:Position (Minuit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pp.56-57.亦参阅Jim Powell:Derrida (London:Writersand Readers,Ltd.,1997).

 

（6） 对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的评介,可参阅程雨民编著:《英语语体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283页.

 

（7） 对不同"话语"概念的叙述和归纳,可参阅Teun A.Van Dijk(ed.):Discourse as Socoal Interac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

 

（8） 一般地说,政治语言、政治话语、政治言论、政治修辞、政治宣传,这些术语在意思上相互接近,有时候甚至相互交替使用.本文选择"政治话语"这个术语,既考虑到它与本文谈论"话语"这个话题保持一致,也考虑到这个术语目前更趋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9） 再譬如,冷战时期在古巴所发生的导弹危机,不同的国家对此事件的叙述不同,美国使用"古巴导弹危机"说法,苏联使用"加勒比海危机",古巴政府则使用"10月危机"的说法.这些不同的表述说明,这场危机"被不同的叙述所建构着".见Jutta Weldes:"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rises:U.S.Identity and Missiles in Cuba",in Jutta Weldes,Mark Laffey,Hugh Gusterson,and Raymond Duvall (eds.):Cultures of Insecurity:States,Communities,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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